别把政治正确当万能脏话
"白左"是近年的词。Foreign Policy 二〇二一年追过它的来路,大约出现在二〇一〇年前后的中文互联网,流行开来要到二〇一五年欧洲难民潮之后;默克尔收容难民,便成了许多人取笑西方虚伪的现成材料。一个才十来岁的词,谈不上什么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它不过借了"白做"和"白痴"的谐音,把政治判断、种族情绪和人格贬损压进两个字里。耶鲁法学院姚林对外媒解释过,大陆民族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时,常有一种"白人做了几百年世界霸主,如今该轮到我们"的心理;那点没有明说的反弹,裹在轻巧的音节里,反而帮它传得更快。
政治正确原本也没有宽到可以装下万事万物。Geoffrey Hughes 二〇一〇年的《Political Correctness: A History of Semantics and Culture》,从乔叟、莎士比亚一路说到甘地替"贱民"改名,讨论的是语词、礼貌、身份与权力之间的拉扯。英语世界当然也嘲讽它,厌烦它,甚至拿它做选举动员;AEI 整理过二〇一六年盖洛普及弗吉尼亚大学合作的调查,七成三美国人认为政治正确已经成了严重麻烦,二〇一八年 Reason 报道 Hidden Tribes 报告时,这个比例到了八成。可这些不满进入中文以后,反歧视、少数群体发声、多数人稍作让步,常被一起塞进"西方虚伪"四个字里。
尖刻的词当然可以存在。公共争论若只剩温吞的套话,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白左"一出口,许多追问便没了位置。一个人反对大学里的多元招生政策,旁人还可以问他反对的是指标、补偿原则、执行方式,抑或校方不透明的权力;一个人只说"这就是白左",谈话多半也就散了。
沃森的余光
詹姆斯·沃森发现 DNA 双螺旋时,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晚年会在中文世界里另得一重声名。二〇一九年的纪录片中,他仍在重复"非洲落后是因为黑人天生智力低"之类断语,冷泉港实验室随即撤回授予他的荣誉头衔;中文网上却有人把他装扮成"敢说真话的科学家",筹钱请他来杭州、深圳演讲,西湖大学一度聘他作顾问,还有人为他张罗"沃森基因组研究院"。一个老科学家的晚年失格,被改写成科学同政治正确的冲突,仿佛只要把沃森放进"受迫害者"的位置,他关于种族智力的断言也能沾上诺贝尔奖的余光。
方舟子当年写过,沃森那些话谈不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谈不上现代遗传学共识。生物学教材早已不把日常意义上的"种族"当成清楚的遗传学单位,黑、白、亚裔这些标签之下,各自包含着大量遗传群体;非洲人群内部的遗传多样性尤其高,盖离开非洲的只是祖先中的一小部分,今天所有非非洲后裔皆由此繁衍而来。Lewontin 一九七二年用十七个遗传标记计算过,人类遗传变异约八成五存在于同一"种族"内部,族群之间只剩百分之六;半个世纪以来,结构变异、基因组学、法医人类学反复回到这个题目,皇家学会二〇二二年还为这场讨论出了五十周年专题号。读过初阶遗传学教材的人,未必能解决全部社会争端,却很难再把"黑人天生不如白人"当成科学常识。
沃森本人其实不必多谈。他老了,名望也足够被自己挥霍。倒是那些急着把他请回中国当英雄的人,颇堪一看:他们厌恶西方机构对沃森的道德审判,骨子里又迷信那个白人科学家的旧头衔;他们说科学不该受政治干扰,挑出来标榜的"真话"却并不比任何偏见更有根据。冷泉港不愿继续用自己的学术声誉替沃森背书,不过是一个科研机构保护名誉的普通动作,许多人偏要称之为"白左迫害";四个字喊完,文献也就不必读了。
把科学家的功劳和他的命题混在一起,谈话便从证据转到了声望。
亚裔的名义
二〇二三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SFFA 诉哈佛案中,以六比二推翻高校招生里的种族考量,中文网上忙着宣布那是"亚裔的胜利"。Edward Blum 推动的那一系列诉讼里,亚裔原告 Michael Wang 后来对美国媒体说,"part of me regrets what I've put forward";他反对的是招生制度里的不透明和偏见,未曾要求把平权原则连根拔掉。判决落地两天之内,Stephen Miller 主持的 America First Legal 就给两百多所法学院寄出威胁信,要求取消所有种族和性别考量;同一路诉讼也在转向企业里的多元招聘项目。亚裔站在台前,借势推进议程的另有其人。
加州二〇二〇年的 Prop 16 公投也有相似的错位。AAPI Data 当年的选民调查里,七成亚裔登记选民支持高等教育中的平权原则;到了具体投票,支持率降到三成五,两成一反对,还有许多人承认自己并不清楚这项公投究竟在问什么。抽象地问是否支持公平补偿,许多人点头;题目被翻成"政治正确要抢走孩子的位置"之后,态度便开始摇晃。同一个政策,换一个骂名,听起来便像另一件事。
高盛二〇二二年五月的《Asianomics in America》列过一组数:亚裔在大企业专业岗位中占一成三,到了高管层只剩百分之六;S&P 500 公司 CEO 中的亚裔比例自二〇〇七年起停在百分之二上下,十六年几乎未动;校正年龄和学历之后,美国出生的亚裔男性当上高管的概率,仍比同等条件的白人男性低一成五。麦肯锡另一项研究里,亚裔占副总裁级岗位的百分之九,从副总裁升入 C 级高管的比例为百分之五,亚裔女性不到百分之一。两份材料都出自投行和咨询公司的商业分析,不能算民权组织的宣传;这些数字当然可以引出不同解释,可若把所有修正结构偏差的制度都骂成 DEI 作祟,也就等于接受亚裔继续停在那百分之六与一成三之间。
街头的事更少体面话。二〇二〇年三月之后两年里,Stop AAPI Hate 收到三千七百九十五份反亚裔仇恨事件陈述;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统计,二〇二〇年全美十六个主要城市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比上年上涨 149%,二〇二一年第一季度同比再涨 164%;FBI 统计中,针对亚裔太平洋裔的仇恨犯罪从二〇二〇年不到三百起跳到二〇二一年近八百起。联合创始人 Manjusha Kulkarni 把那段时期的恶意指向同一处,白宫里那位反复说着"China virus"和"Wuhan virus"的总统,给街头粗鄙的攻击留下口实。平日厌恶"政治正确"的人,碰上地铁口的辱骂、办公室里的升迁暗门、学校录取里的刻板印象时,申请救济用的仍是那套反歧视制度。此处没有多少讽刺意味,只是很实际。
《天演论》的影子
中文世界对"弱肉强食"的迷恋,不能全怪一个十来岁的网络词。更早的源头可以追到一八九八年,严复把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译成《天演论》。原书题目不过是《进化与伦理》;赫胥黎关心的,也包括伦理如何抵抗自然界的残酷竞争,人类社会不能照搬动物界的淘汰法则。严复译本流传开的却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这些句子。沈国威等研究者多次指出,严复以古雅文笔把假设性推论写成了形而上的断言,也削弱了赫胥黎那里相当要紧的伦理维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文里从来不只是科学翻译;它一开始便带着救亡焦虑、强国欲望和去伦理化的剪裁。
许多人今天谈"政治正确"时那股不耐烦,其实并不新鲜。嘴上说的是现代西方的校园、媒体、移民和少数群体,心里信的仍是一百二十多年前那套被翻译过的丛林想象:世界只承认强者,弱者要求被尊重便是矫情,多数人让出一点便利便是虚伪,制度承认历史亏欠便是逆向歧视。倘说这是一种成熟,未免太抬举它了;这不过是晚清焦虑在互联网里的再流通。
骂名之后
政治正确当然可以批评。道德姿态变成表演,身份政治变成豁免证,社交平台上的围剿快感披上正义名义,都值得批评;美国人自己也批评了许多年。只是批评需要对象、事实、边界和比例感。把反歧视制度、少数群体权利、对语言暴力的约束,统统骂成"白左",沃森说过什么、亚裔遇到什么、严复漏掉什么,便都不必再问。一个词若已经不能帮人分辨沃森的科学声名与种族谬误,不能帮亚裔分辨自身处境与他人议程,不能帮中文读者分辨赫胥黎原书与严复译本之间被削掉的伦理,人们拿它出来,也不过是在同温层里敲一下桌子,告知旁人自己站在哪边。至于事实如何,历史如何,制度如何,那些都太费工夫。
骂一句政治正确,也就够了。